70年前乐器制造业从无到有如今中国已成世界第一乐器制造大国

　　70年前乐器制造业从无到有如今中国已成世界第一乐器制造大国70年的奋斗，70年的发展，中国乐器制造业以崭新的世界乐器制造大国的新形象，奏响壮丽的大国之音，向伟大的祖国70周年国庆献上一份大礼。如今，国内乐器生产规模突破500亿元，出口金额114亿元。钢琴年产量36万架，占世界总量的69.23%，西乐器主要产品产量均超过世界总量的50%，中乐器、电声乐器和乐器零配件更是快速增长。无论从规模、品种、档次、品质，还是市场品牌影响力，中国乐器制造都得到国内外用户和世界同行的认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乐器制造业基本是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从单一品种、小批生产，到多品种、中批量生产阶段。在此之前，乐器制造业以民族乐器为主，沿袭中国民族乐器5000年手工制作的传统。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营口、宁波等东部及沿海城市，基本是私人小企业、乐器商行和手工作坊，如：北京的文盛斋、合音斋、和顺斋、艺华商行等。当时，制作民族乐器手工业作坊有20余家，制作工人约300人，主要制作胡琴、笛箫、扬琴、琵琶等民族乐器。1949年6月1日，由华北人民文工团支持成立了“人民艺术服务社”（北京钢琴厂前身），从三个人10万元起家，当年发展到20人，试制出国产第一架钢琴。1950年朱德总司令视察该厂，次年成立第一家乐器制造的国营企业，即“北京乐器厂”。1952年艺华乐器厂成立，第二年职工达到99人，生产小号、长号、长笛、萨克斯和中音号等西管乐器。19世纪末，英国谋得利洋行在上海开设琴厂，从英国进口钢琴、风琴零配件，组装钢琴和风琴。当时许多宁波木工、油漆工工匠在该厂打工。这是最早的中国西乐器制造工厂（也是上海钢琴厂前身）。1955年上海乐器同业公会有乐器制造会员61家，从业人员402人，组建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中国口琴制造业，由潘金声先生于1931年开办了第一家“国光”牌口琴厂，1949年12月15日由军管会接管，更名为“华东工业部国光口琴厂”，不久派三位同志赴朝鲜建立了朝鲜“胜利口琴厂”。1951年在苏州工商联指导下，组织乐器同业公会筹备会，苏州民乐一厂成立。广州乐器制造业，1950年至1951年有乐器手工作坊124户，从业者500余人。营口作为抗美援朝的生产基地，乐器制造业大多是由上海乐器技术骨干为核心组建的，短短五六年，乐器制造企业纷纷成立，拉开了中国乐器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序幕。

　　这个时期，企业布局以人力资源、专业材料、需求市场为导向，显现国家建设规划和资源要素聚集的力量。钢琴技术骨干大多是宁波师傅，民族乐器、西管乐器和口琴基本是上海、北京的技术骨干。东北大小兴安岭的木材，杭州余杭苦竹和贵州玉屏紫竹等成为相关乐器制造企业材料采购基地。沿海主要城市的布局则在国家发展规划指导下形成。

　　1956年前后，全国工商业掀起“公私合营热潮”，乐器制造业陆续由众多分散的手工作坊合并重组，先后诞生了北京民族乐器厂、北京管乐厂、北京乐器厂、上海钢琴厂、上海民乐一厂、广州钢琴厂等骨干企业。少数民族乐器制造业得以发展，成立了新疆乌鲁木齐民族乐器厂、呼和浩特民族乐器厂、延吉民族乐器厂、昆明民族乐器厂等以地方少数民族乐器生产为主的制造企业。

　　在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政策的推动下，新成立的乐器制造企业快速成长，吸收社会能工巧匠，研发新产品，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一片朝气蓬勃景象。记得北京管乐器厂师傅们为了研制萨克斯拔口机。没有资料，就参照一张国外工人使用机器的画报图片，按照人头与机器的比例设计，反复试验都不成功，后来有意识地把机器尺寸放大后做成了，原来图片里的老外头比一般。技术进步带动了乐器品牌建设，星海、聂耳、珠江、敦煌、国光、百灵、鹦鹉等应运而生，被音乐教育家、演奏家所青睐。不少企业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例如：北京钢琴厂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意见，特别定制一架至今为止世界最大的15英尺三角钢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庆典献礼。这架钢琴至今还存放在人民大会堂大厅。

　　文化大对乐器企业有所冲击，但总体影响不大。随后，由轻工业部主管部门支持，几家乐器骨干企业开始建立技工学校，积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设备装备有所改善。加工手段向半手工、半机械加工转变。技术工艺、质量水平稳步提高。上海、北京、广州、营口、苏州、天津等乐器制造企业集群基本形成。其后，在计划经济束缚下，慢节奏、低效率和主观意愿限制了生产力发展。企业常常困扰在“计划赶不上变化”“前松后紧”和“文山会海”之中，产销矛盾凸显。一部反映文化用品公司库存积压，名为《触目惊心》的内部短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此时，乐器制造列入国家轻工业文教用品系列，行业管理初步形成。一批技校和中专毕业生加入企业，几家骨干企业开办技校，加上返城知青、等新鲜血液不断输入，企业得以休养生息。形成了一定的产品开发和小型技术改造力量，老中青技术工人队伍不断壮大，技术装备也有所改善，企业商标和技术积累成果显现。企业开始重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技术传帮带,争创“国优”“部优”，完善企业技术标准成为重点工作。星海、聂耳、珠江、敦煌、幸福、鹦鹉、国光、百灵等一批乐器品牌逐渐成名，建立了乐器行业标准，《乐器科技》杂志问世。此阶段乐器行业已有骨干企业50余家，中小型企业和乐器配套企业近千家，乐器制作从业人员近8万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敞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之后的40年乐器制造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乐器制造企业遇到的第一关是“断奶”“自谋生路”的压力。多年计划经济产品包销的惯性，使企业领导不知所措。迫使企业“四面出击”“以酒会友”“自谋生路”。恰逢当时处在国内音乐文化需求换挡期，首批老体制业务员“下海”开琴行，正需要产品和渠道，而且终端需求一直存在。短短三五年，全国大中城市涌现出一大批琴行和文化商场，企业很快组建了经销商网络及自营体系。

　　第二关是产品供不应求和技术改造的压力。外贸借船出海，内销经销网络扩展，带来市场迅速扩大，不久乐器供不应求局面凸显。钢琴凭票购买，要货需走关系成为当时热门话题。市场经济浪潮一下子冲破人为屏障，随之而来的“钢琴热”“古筝热”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消费导向，加上几十家音乐机构艺术考级的杠杆效应，催生了全国器乐学习的。供不应求的市场迫使各乐器企业开始规模化技术改造。四大钢琴厂一期、二期、三期技术改造，先后投入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和几个亿资金，搬迁改造、扩建厂房，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专家，短短几年就完成了钢琴制造产业从日韩向中国转移的任务。星海钢琴率先聘请钢琴制作专家劳瑟·切尔，珠江一面和合资办厂，一面持续投入重金进行技术改造，上海、营口也不示弱。中国钢琴年产量从改革开放前不足一万架，迅速飙升到年产销8万架以上，1998年达到20万架。20年间，几乎所有的乐器制造企业都进行了两至三次技术改造，为乐器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关是企业改制与横向联合。快速开发的市场急需企业产能扩充，多品种批量生产又要求产品标准化、系列化。但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协调，受到人力、物力及厂房资金的局限，影响了发展速度。为此企业在技术改造的同时，大胆走出去，积极寻找乐器材料、零配件配套合作伙伴。各地乐器制造企业大规模地横向联合成风。以年产2至3万架钢琴的厂为例，从材料配料加工，到金属件、木制件及包装物等配套的加工企业，少说也得四五十家。全行业的扩充发展leyu乐鱼，为配套企业创造了良机，东北和四川林区、京津冀、江浙、广东等地区数以千计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运而生，并快速成长。乐器材料配套企业出现了专业分工明确、区域布局合理的新格局。乐器产业链的完善，不仅支撑着产业快速发展，也大大提升了乐器产品标准化及质量水平。

　　第四关是国企改制与多种经济体制共同发展。随着国家体制改革深入，国企抓大放小，企业“退二进三”，企业调整、员工分流等政策，为民营企业创造了机会，三资企业也不断增加，乐器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钢琴、提琴、吉他、管乐器、民族乐器、手风琴、口琴配套企业在主机厂和采购商培养下，顽强拼搏快速长大，开始生产部分成品，而且迅速发展为规模生产。部分国营企业由于运行机制的缺陷和经营管理等因素，出现波动和萎缩，一部分优秀的民营企业如鱼得水，成长为乐器行业骨干企业。产业结构一时出现“国退民进”的趋势。随着市场国际化进程，不少国外采购商、品牌商开始喜欢与民营企业做生意，随着时间推进，市场竞争同时带来优胜劣汰的企业竞争。与此同时，“星期日工程师风波”“海归创业”和大批贴牌加工，造就了“浙江钢琴”“泰兴提琴”“河北民乐”“扬州琴筝”“余杭竹笛”和“广东吉他”等一批特色乐器企业集群。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乐器知名公司和品牌开始在中国投资设厂。在天津，卡西欧在珠海设立电子乐器厂，引来了电子琴的风靡热销。萧山钢琴厂、社武清厂和韩国三益、英昌钢琴在东北和天津设厂，掀起了外资企业投资潮。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多种经济所有制融合发展的局面逐步形成。

　　乐器制造业发展到2005年，乐器规模企业年营业额达到103.22亿元，出货值56.11亿元（出口占总额54.36%）。钢琴年产量突破30万架，占世界总产量的60%，提琴70万把、西管乐器90多万支，民族乐器主要品种规模大幅提升，电声乐器也在骨干企业带动和国际市场刺激下快速增长。以珠江钢琴、敦煌民乐、金音管乐、凤灵提琴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率先涉入资本运营、文化营销、文化产业和产业集群等跨越式发展领域，并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大力支持。2012年珠江钢琴、海伦钢琴挂牌上市，实现了乐器上市公司零的突破。黄桥提琴之都、平谷东高村提琴产业基地、扬州琴筝之都、余杭中泰竹笛之乡、洛舍钢琴之乡等一批特色产业基地相继命名，并带动了一批文化产业和乐器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乐器制造业又面临凤凰涅槃的第五关——品牌打造和跨界融合。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企业主要靠出口订单或贴牌加工，自主品牌身轻言微。在珠江、星海、敦煌等一批民族品牌不断创新带动下，长江、金音、津宝、美得理、吟飞、金杯等一大批创新品牌扬帆起航，不少贴牌加工的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部分骨干企业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大胆推进中高端乐器产品，品牌影响力大大提升。目前，全行业拥有省市著名乐器品牌90余个，高新技术企业近20家，星海钢琴、敦煌民乐等一批品牌企业获“中华老字号”称号，珠江、星海、津宝、凤灵、吟飞、润韵、金杯、乐海等20余个品牌获“中国驰名商标”等。珠江钢琴名列中国品牌价值500强，珠江以年产15万架钢琴的实力，荣获工信部授予的“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整个轻工行业仅有四家）。

　　这一时期，乐器企业开始注重人才培养，成效显著。自2002年开始，乐器行业连续17年开展钢琴调律师和提琴制作师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截至2017年底，共有6931人次取得人社部《钢琴调律师》职业资格证书；132人取得《提琴制作师》职业资格证书。2008年全国乐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十余年制订和修订乐器类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112项，乐器企业每年申请技术专利达一千多项，行业技术和人才实力明显提升。

　　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和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乐器制造业不仅实现了产业链融会贯通和国际化合作共赢，也迎来乐器产销市场与音乐教育、音乐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的春天。中国乐器协会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协管乐学会及音乐教育相关组织联合组建“全国音乐教育服务联盟合作平台”，组织跨界合作的“国民音乐教育大会”，大胆尝试学校和社会音乐教育的供需对话和项目对接。同时，引进“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816个单位在176座城市，组织了3200场大众音乐演出活动。许多乐器制造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纷纷开办艺术培训学校、音乐艺术中心等跨界合作项目。“让乐器成为家庭的标配，音乐成为生活的刚需”，成为全行业和社会各界共同的奋斗目标。

　　现如今，中国乐器制造企业已达6000余家，琴行2.5万家，社会培训机构几十万家，成为世界第一乐器制造大国和第二大乐器消费大国。乐器制造业年规模超过500亿元，加上千亿元的音乐教育市场和数千亿元的音乐文化市场，中国乐器制造和音乐教育市场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