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他乡的童年》不是中国家长的教育终极答案但我们依然可以给孩子更多可能
周轶君：《他乡的童年》不是中国家长的教育终极答案但我们依然可以给孩子更多可能《他乡的童年》曾一度打开了许多家长的教育观，如今第二季又带来了新加坡、德国、法国、泰国、新西兰五个国家的体验。在看到其他国家的教育时，我们不禁也想问：中国家长能从中看到什么？学到什么？理想的教育只存在于他乡吗？
五年前，我周围的教育工作者、家长，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频繁提到一个名字，叫做《他乡的童年》。
我刚开始以为是一本记录一个在他乡成长的童年回忆录；随着热议程度直线上升，我开始一集一集地一口气追着看完，才发觉这是一部在全球寻找真正的教育的纪录片。
我想，即便作为专业的教育研究者，校长，也很难有机会如此深入广博地去全世界探寻教育，更不用说普通家长了。
作为教育、媒体行业加起来20多年工作经历的我，深知，这个事情量有多大，难度有多大，价值有多大。
时隔五年，当我看到周轶君老师在朋友圈里说《他乡的童年》第二季终于在优酷上线的时候，我有一种老友重逢的冲动和感慨。
尤其，是这一两年来，躺平、凝滞、反复、；认真做事的人，越来越少，逃避寻求安稳的人，越来越多；就算努力做事，很多时候，也会有一种空拳打出去的无力感。
由此，我更加敬佩，这个时代，还在坚持独立思考和追寻本质和的人。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世界有可能变得更好的希望。
因为，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之下的教育，都是不同的；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完美的教育”，有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自己的家庭里，可以做什么。如此而已。
周轶君笑了：我没有死磕（我还做了环保题材的《碳路森林》纪录片呢）。《他乡的童年》就是第一季做了，很自然地接着做第二季。
二问，你说，要从教育哲学看待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下的教育形态，那么，你自己的，或者说，你认可的教育哲学是什么？
周轶君的答案，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玩的课，生活的课，哲学的课。如果要抽象概括一下，就是“身体自由成长+精神自由绽放”。
又替一位家长问，“他乡”，是我们要去追随的目的地吗？我已经从中国来到了新西兰，我应该去新加坡吗？
作为中国家长，我们并不必要“将他乡做故乡”，我们只需要看到：教育从来不只一种面貌；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在中国语境里，大家提到“一考定终身”，第一反应往往是高考。最近由于“普职分流”，中考的重要性又被大大提高。但在新加坡，小学六年级就是分水岭。
周轶君敏锐地感知到，若是六年级就有了命运分界线，那么孩子们的起跑点一定远远低于六年级，也许从一年级，不，从幼儿园，不，从出生时住在哪一所房子开始。
南洋学校的学区，曾经是从学校中心向外辐射一公里，但2021年政策变了，学区是从学校围墙向外辐射一公里，带来的效应，是新近划入学区的房子，瞬间总价又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
看过《他乡的童年》第一季的观众们，曾经跟着周轶君领略过了许多让人向往的教育模板，并一字一句地记录心得。
但是，到了《他乡的童年》第二季第一集，新加坡的教育战争，足以让屏幕前拿着小本本的手发出共振的抖动。弹幕里说：补课已进入华人的基因。
在新加坡的一家补习班里，墙上那句“Im not here to be average, Im here to be awesome”（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我来这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分外扎心。
沉重，是父母豪掷千万买学区房的经济压力，是补习班孩子书包的重量，是新加坡年轻人率的数字，也是这个岛国几十年来的求生求存欲。这个国度不服输，这个国度里的每一个人心里，都被植入了一个“思想钢印”：怕输。
一个学生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但却被他的老师打了零分——老师问他：什么是人上人？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做人上人，你要把谁踩在脚下？
当人才被看做国家兴衰的关键，就诞生了Meritocracy（中译为“精英主义”），机会和奖励都会以“才能”为基础进行分配。
在《他乡的童年》系列中，没有哪个地区的孩子，像新西兰的孩子那么能玩，会玩。这里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会跟海洋亲密接触，从会走路就开始下海。
在奥克兰一所小学里，孩子们有长达35分钟的课间玩闹时间，他们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在“无法无天操场”上自由选择玩耍方式，秋千、拔河、爬树、上房顶、从斜坡上滚下去……
新西兰校园里，孩子们玩耍的画面，是《他乡的童年》第二季最令人难忘的场景，那种肆意的探索，发自内心的笑容，以及呼朋唤友的热闹，展现出的是人类天性中对自由的热爱。
而且更令人动容的是，孩子们在疯玩的时候也会互相提醒——挥舞棍子时要小心，不要砸到人。他们还会主动清理路上的大树枝，以防有人会被绊倒。
节目上线后，周轶君曾回忆在新西兰这家学校的感触，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教育”，无论作为节目制作者，或是作为家长，都学到了很多，“我一进去就疯了。”
她会想起，在德国拍摄的时候，听一个朋友讲过，某家学校门口有两棵特殊的树——专门让孩子们爬的树。孩子爬得越高，就证明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但是在新西兰，周轶君了解到，早在十三年前，这家“疯玩”学校的前任校长就做过一个为期两年的实验，让孩子们不受限制地玩耍。结果表明，这种对“学习时间”的挤占，不但没有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反而能极大地提升孩子的专注力，甚至还减少了校园霸凌。
周轶君坦言，自己作为家长，在考察了新西兰教育之后也会深受影响，也会考虑如何把限制孩子们的东西拿掉，让孩子自己去决定安全边界在哪里，基准线在哪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属于自己真正的兴趣，从“玩耍”中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在芬兰，《愤怒的小鸟》制作人在和周轶君聊天时，就曾引用中国先哲孔子的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同样在在芬兰，一位老师说，“哪怕我们中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又不擅长艺术，但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
周轶君想起，在《他乡的童年》英国篇，她采访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向对方问起：招生面试时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在《他乡的童年》日本篇，有一家叫“藤”的幼儿园，园如其名，主打一个让孩子们亲近自然，爬树，养马，种菜。
园长曾经对周轶君说过一句话，让她至今印象深刻：如果到20岁才知道真正的洋葱长什么样子，就太晚了。
中国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时，总有一种什么都“放着我来”的大包大揽精神——快要高考了，备考是天下第一件重要的事，家里什么事你都不要管。
但这种大包大揽，结果却是把孩子与真实的生活隔离。孩子们成功考上了大学，脑子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却处理不了生活中某个具体的小事儿。
在《他乡的童年》法国篇中，有一个非常挑战人们固有认知的细节：幼儿园的孩子们学着自己吃饭时，用的刀叉餐具，都是尺寸，而不是特制的儿童尺寸。
而在新西兰的幼儿园，更加令人震惊，孩子们会学着使用锤子，把木板上翘起来的钉子锤进去——小家伙执着地寻找着所有“越位”的钉子，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还不忘把锤子还给园长。
在新西兰，周轶君跟一个来自辽宁的小女孩聊天。小女生落落大方，侃侃而谈自己的梦想，说起学习成绩，也有一种我们熟悉的自豪，但说到自己不擅长的课，她说起了做饭——她太不敢用刀具——“炒菜我也得用个刀，我也不敢呐”。
芬兰、新西兰、德国的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底色，就是一个人是否受到社会尊重与他的职业并不会深度绑定——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并不比蓝领工人高，论工资可能还不如水管工，建筑工，电工等专业人士。
周轶君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曾经听到一位老师自黑说——你知道在象牙塔里教书的都是什么人吗？都是社会的loser（失败者）。
后来她偶然认识的一位资深投资人朋友也曾吐槽说：别迷信藤校的毕业生，他们除了学校那套话以外别无长处。
教育的目的，如果只是名校乐鱼·体育官方网站、爬藤、好工作、高工资、社会地位这些具体而实际的东西，那么随着时代变化，总会有巨大的风险横亘在面前。学历会贬值，好工作神话会破灭，社会地位永远都是相对的，能拿到高薪的群体也会随着产业而转移，那么，还剩什么是永恒不灭的？
周轶君曾采访过很多艺术家，也曾感动于他们肯为了梦想与追求而穷尽一生之力，并为所在的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现在她也会想：是艺术家成就是艺术，还是艺术这件事拯救了艺术家的一生？如果没有找到这件事，这些人的一生会如何度过？
周轶君曾感慨说：我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像中国父母那样，可以为教育付出那么多。所谓，可怜中国父母心。
父母们从孩子一出生就在这个小生命上投射了许多期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孩子的成长有他自己的逻辑，但我们家长做的很多事，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妄念和梦想。”
周轶君提到，在《他乡的童年》泰国篇中，有父母带着孩子去留学，但并没有和孩子事先商量这件事，孩子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一直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怎么也没想到他从此要在那里上学。这件事对孩子的精神伤害很大。
周轶君觉得，这种“尊重”的极致状态，她在法国就看到了——在法国教育哲学里，婴儿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需要被平等对待的个体。法国的在给新生儿换尿片时，都会跟孩子说话。法国的育儿者会努力“理解”幼儿的身体语言，推测他们的意图和需要。
就如纪录片中所说，“法国人的教育是关于生活，关于生而为人的感受，它始于对婴儿的理解，启迪儿童的思辨。”
当孩子长大一些后，父母就要少说话，少指挥，千万不要把孩子自主性拿走，不要让孩子习惯于靠别人来做决定。
不要总是催孩子什么时候该洗脸刷牙，什么时候必须睡觉，也不要总是在房间里溜达去看孩子在干什么，要尊重孩子长大的愿望。
如果家长总觉得孩子没长大，要帮他做所有事，替他做所有事，那么孩子或者变成了牵线木偶，或者会导向逆反的方向。
在以色列，周轶君遇到过一位教育界人士，他给孩子设定了一个规矩：几点睡觉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前提是手机和电脑不可以带进卧室，在睡觉前一个小时不可以打游戏。
周轶君也遇到过要不要让孩子打游戏的纠结，从她自己的角度看，第一反应是希望孩子不要碰游戏，但是她会反思——要不要因为自己对游戏的不了解和不喜欢而强制孩子服从。
但是，她又会想到另一个事实：很多孩子在没有手机的环境下长大，但在考上大学后，报复性地疯狂玩游戏。
作为一个在严格的家教下长大的孩子，周轶君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后退一步”。
孩子想试着做饭做蛋糕，她会放手让孩子去厨房摆弄刀具和点火，只提一个要求是自己要打扫好战场。孩子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当成打击乐器来玩，她也听之任之，只要不过分扰民。
因为，教育没有标准，孩子也不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哪怕是亲兄弟姐妹或双胞胎，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只有认真观察，了解孩子的个性，才能知道孩子适配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这是父母的功课，一门经常被忽视的功课。
让孩子玩，让孩子与自己相处，让孩子无聊，让孩子做决定……这都是家长的观察时间。只是，别急着下结论，就像一位法国幼教所说，孩子都是会变的，童年只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
周轶君曾听到某位父亲说，自己尽管经济能力很强，但绝不对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理由是：如果孩子在外边接受了别的价值观，就跟自己想法不一样了。
但是，她同时又抑制住了自己评论的冲动，因为她并不熟悉这位父亲，也没见过他的孩子，她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或有能力去对这个决定做出评判。
在周轶君的概念里，教育，可以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层面的公共事务，但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内部私域事务。发生在私域里的教育，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底线（比如不能有家暴），旁人无法越俎代庖。
一个家庭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就是由家长的三观决定的。但家长的观念是不是能传递给孩子，这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比如很多人会反感强势的棍棒教育虎妈爸，但在现实中，一个天才儿童真的有可能在强势霸道的父亲威压下成名。
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绝对正确的“宝典”。饶是像周轶君这样”见多识广”的家长，也会在亲子教育上小小横跳几下。当孩子越界时，她也会发火，也会觉得应该拿出点权威来——但是，这与尊重孩子不矛盾，“尊重孩子的同时也要放过自己”。
在新加坡，周轶君见到过专门“体罚”孩子的藤条。卖藤条的小店老板对她说：打孩子这事，主要是为了疏解家长的压力。
在藤条店里拍摄时，周轶君还跟一位在新加坡长大的英国女生聊了几句，那位女生没有入镜，她只是对周轶君说：我不相信暴力。
比起用语言或体罚让孩子服从，周轶君注意到，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父母的潜意识对孩子的影响，比你显性的行为（说的话、做的动作）影响要大得多。”
做父母的一个细微的表情或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在孩子眼里会被放大很多倍。比如，幼小的孩子咬手指的动作，往往源于父母的焦虑——尽管这种焦虑被有意识地掩藏过，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是，“父母在孩子面前，什么都装不了”。
周轶君拍《他乡的童年》，最希望改变的也不是孩子，而是教育孩子的人——家长，老师，学校，社会。
为什么很多家长会逼着孩子去学习，去追逐名校、名利？因为家长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亲身感知过人生的其他可能性。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传递给孩子？
这种可能性，也许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体验得到，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了解更多的可能性，意味着对孩子未来的选择，多一些理解和宽容。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因为理解的前提是沟通，而沟通的前提，则是双方对同一个概念有共识——《他乡的童年》法国篇的故事证明，哲学能帮我们做到这一点。
哲学，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如复旦哲学教授王德峰所说，中国的教育，如果不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构建，在现有的技术层面上的调整，是改不好的。
我们从全世界的不同的教育现象所能带来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什么是我们最好的教育。
